云南祥云王家庄，背依青山绿水环绕，6月的村庄，安详静谧。
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兄弟3人就出生在这里。大哥王复生第一个走出家乡云南，走向中国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接受新思想，走向新世界，实现自己的抱负，成为一位共产主义火种的传播者，是年少的他实现理想与目标的唯一指向。
之后，他把二弟王德三、三弟王馨廷带到了北京，三兄弟在革命的大潮中，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王复生
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护旗者，他曾拓荒陕西，播种云岭。在东北抗日战场上，面对敌人的屠刀，他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
五四运动的护旗者
1912年春，出祥云，赴大理。6年过去，王复生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曾在少年日记中写道：“一人虽贵，而天下尚贫；一人虽安，而天下尚苦。问此心何以能忍？”那年，他16岁。
1918年，王复生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因优秀，李大钊注意到了他。1918年，李大钊为进一步扩大新思想的传播，集约了王复生等一批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进步学生，决定将北大图书馆的外文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加以清理。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从前种种辟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辟如今日生。”1919年1月初，他将濡廷改号“复生”。此后的革命岁月中，“复生”伴随了他的一生。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青年学子群情激愤。次日，数千学子涌向亲日派卖国官员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官邸，投出了愤怒的火把。在游行中，王复生担任护旗工作，还按照分工，将标语译成英、法两种文字。
王复生和许多学子在游行中被北洋军阀抓捕并监禁3天。“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的；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监禁时，他念但丁的诗激励大家。
而这3天的生活，也使王复生坚定了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决心：“3天生活，抵得过我3年生活的锻炼。”1920年3月，王复生成为19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之一；1920年11月，王复生成为李大钊建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王复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与毛泽东结下革命情谊
在王复生故居的醒目处，有一幅他当年在陶然亭与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合影，文质彬彬的他戴着一副眼镜，穿土布长衫，站在毛泽东身旁。这是“辅仁学社”成员毛泽东、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人的合影。
时间回到1918年仲夏的一天。王复生从邮局取包裹回来，一进宿舍门，便见一个有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和室友罗章龙谈笑风生。见王复生进来，年轻人风趣地说：“你是图书馆杂志期刊室内的老顾客，咱们不是经常见面吗？你叫王濡廷，我没有说错吧？”
王复生看着这张面熟的年轻的脸，马上想起他叫毛泽东，是好友罗章龙的湖南老乡，在校图书馆工作。罗章龙介绍说，他就是湖南新民学会的创建人毛泽东，字润之。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王复生把包裹打开，从小木盒里拿出了家乡祥云特产寸金辣椒。毛泽东见状大喜：“我们湖南人经常开辣椒同乡会，想不到你们云南人也爱吃。”
3人谈得很投机，这样，王复生与毛泽东正式认识了。
1919年5月4日，王复生和战友们在北京火烧赵家楼，毛泽东在湖南支援，经历了一场浩大的革命洗礼。
1919年12月初，为推动湖南反对军阀张敬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组织了100多人请愿团到达北京。20日，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旅京学生在北大举行慰问请愿团大会。王复生作为学生会代表再次与毛泽东见面。
士别10月，两人相见甚欢，约定7天后在毛泽东的住处一谈。
毛泽东向王复生介绍了回湖南后的情况，痛斥军阀在湖南的种种罪行。王复生不时插话讲述云南情况。全国上下，军阀割据，黑暗统治，让两人同怀忧心，不时拍掌愤慨。
此后，两人同为革命奔忙，这成为王复生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白山黑水 峥嵘岁月稠
1922年3月，王复生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以咸林中学为阵地，在师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热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冬，王复生带领进步学生成立了进步青年团体——青年励志社。他还组织过“民权运动大同盟”，为邓中夏领导的“民盟”的分支机构。
1927年初，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受党组织派遣，王复生回云南主持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云南省临时党部。大革命失败后，王复生奉周恩来的指示前往东北，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白山黑水间，王复生以“王甄海”为化名，与敌人周旋斗争。在北满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王复生的夫人郭焕章回忆，1934年冬，王复生通过老朋友、时任省政府秘书李浓如的关系，经党组织同意就任黑龙江敌伪政权的机关报——《黑龙江民报》社社长。在担任社长3年中，王复生利用自己合法身份，通过接触伪满洲省府高层机密的机会，搜集了许多战略价值很高的情报资料。郭焕章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将情报交给郭焕章，郭焕章将一部分交给地下党，一部分则写成家书传递到关内。
《黑龙江民报》在齐齐哈尔是唯一的一张中文报纸，王复生利用这张报纸开始宣传抗日，刊登进步作品，隐晦地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和“中日亲善”的虚伪和欺骗性。还组织了“白光剧社”，自编自演话剧《母与子》《黄昏》《身》。“我和家属都去看，剧场里哭声一片。”郭焕章回忆，白光剧社的成功演出，震惊了日本侵略者。
王复生面临着危险。他掩护其他同志撤走了，因为没有适当的人接手工作，他留了下来。
1936年8月15日上午，日本宪兵队戒备森严的齐齐哈尔北校场上，一辆刑车呼啸而至，车上下来5位拖着沉重镣铐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共产党人。其中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面容清瘦斯文的人，深情地环视着战斗了9个年头的祖国河山，心中默默地向她告别。
“我和孩子焦虑地度过了1月多，到8月中旬，日寇通知我到齐齐哈尔北门外白塔附近的龙沙北校场收尸。”郭焕章见到了被日寇害死的王复生，她悲愤填膺，欲哭无泪，把王复生火殓，将遗骨装在一个瓷坛中，怀捧丈夫骨灰南下入关，辗转千里抱回了云南。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抱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献身的王复生面前，酷刑只能摧残身体，丝毫改变不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人民的忠贞。
牺牲时，他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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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邓建华 文（部分参见《一门三杰》《三英烈寻踪》）
祥云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