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生物多样性绿洲”。有兽类种数313种，占世界种数16.1%；鸟类种数945种，占世界种数15.2%；鱼类种数617种（淡水），占世界种数18.2%；脊椎动物种数2273种，占世界种数13.8%……存量极为丰富。而且近年来，云南几乎每隔一两周，就有新的物种惊艳“上新”。这些丰富物种被发现，离不开以蔡希陶、冯国楣、吴征镒教授为代表的一代杰出植物学家的贡献。他们扎根云南，深入云南各个角落，为植物标本命名，为青年学者领路，他们为云南植物资源事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一览其人】 

▲图片源自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微信公众号

蔡希陶（1911—1981），浙江东阳人，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资源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期，20多岁的蔡希陶只身到云南，深入山区采集植物标本，创建了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成为最早揭开云南植物王国面纱的中国人之一。历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昆明分院副院长。 

打开热带植物的宝库

2001年6月，中央电视台8套播出18集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蔡希陶的故事》，展现出为科学献身的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云南植物资源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蔡希陶对植物的热爱，引起观众对于云南丰富植物资源的好奇，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1932年，蔡希陶只身来到云南开展采集工作。红土地上莽莽苍苍的大山，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使得蔡希陶兴奋不已，他在丛林中采集着一份又一份植物标本。1932年至1934年间，共采集植物标本21000余号，其中有427个新种和不少云南新记录，揭开了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为云南植物学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50年，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站主任。拥有新身份的蔡希陶，于1951年踌躇满志地筹建昆明植物园。他一方面征地，一方面接受开明人士在土改时捐献的以云南山茶花为主的大量观赏植物和果树，构建了植物园的框架。在蔡希陶的领导下，昆明工作站及所属的植物园欣欣向上，也在科研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于1959年4月升格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如今，昆明植物所已成为国内外负有盛名的科研机构，蔡希陶为其建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蔡希陶“立定要用植物学这门理论学科去为人民做一些有用工作的志愿”，以及要书写的另一类“立体文章”。年轻时，蔡希陶与俞德浚合译的《系统植物分类》和《农艺植物考源》等论著已反映了他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上的坚实的专业基础。经过二三十年的科研实践，他与吴征镒、裴鉴、曾呈奎合著《植物资源学》（1961），他也成为我国近代植物资源开发的先驱者。在从事植物学的50年研究中，蔡希陶与他的同事们发掘、遴选、试验、推广了几十种重要经济植物，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青年植物学家的领路人

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技人才是十分稀缺的资源。蔡希陶在科技领导岗位上，不但运筹决策，为国为民拓创了一个又一个科研基地，推广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形成巨大的社会物质生产力，还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造就了一支多学科的科研队伍。他常以“在西双版纳，一屁股坐下就能压倒三棵药草，一打开窗户就可找到研究课题”去激励年轻科技人员，他“愿当铺路石子”的动情语言帮助年轻科技人员在科技上的攀登增强了信心。

家在昆明的蔡希陶很少回家，以至于被妻子埋怨为“住旅馆”。他长年累月地在一个由澜沧江一大支流罗梭江环绕的“葫芦岛”上，与园里的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用“十八把大刀”披荆斩棘地“双手劈开葫芦岛”，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这个建立在热带林海和穷乡僻壤的植物园很快在科研上出成果，名闻中外。他还身体力行，为年轻科技人员讲植物学课、开设培训班，带领他们去科考、调查，手把手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热带植物科学人才。

现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我国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也是世界上户外保存植物种数和向公众展示的植物类群数最多的植物园。为此蔡希陶教授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一览其人】

▲图片源自近世植物学史微信公众号

冯国楣（1917—2007），江苏宜兴人，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昆明植物研究所创建者之一，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第一任主任，云南省园艺学会理事长。 

他看见绚丽多姿的植物世界

1934年，经堂叔冯澄如介绍，冯国楣在江西庐山森林植物园当实习生。新的环境开拓了冯国楣的视野，绚丽多姿的植物世界深深地吸引了他。年仅17岁的冯国楣对一草一木都感兴趣，他除了积极参与园林布置、道路规划外，一有空隙便翻山越岭，认识植物、采集标本……白天采种、播种、育苗，晚上挑灯夜学。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1937年被提升为技佐。抗战期间，追随我国老一辈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丽江创办金沙江森林管理处。有一次秦仁昌教授在讲课中谈到中国植物种类丰富，是“世界园林之母”，尤其是云南，种类最多；讲到中国的杜鹃花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云南的杜鹃花又是中国之最。自此，“云南”这个神奇的名字便深深地刻进了冯国楣的心。

1946年春，冯国楣来到昆明，为著名学者蔡希陶、俞德浚所器重，被聘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农林植物所为中国科学院接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冯国楣继续留任，除参加一些重要的资源植物考察外，继续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昆明植物园的兴建工作。1951年，冯国楣与一众植物学家妥善种植土地改革工作中接收的杜鹃花、玉兰、樱花、报春花、海棠、雪松、龙柏等多种园林植物，精心培育，为昆明植物园的建园奠定了基础。

他熟知植物园的一草一木

1959年，昆明工作站升格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冯国楣任植物园主任。此后的20年间，冯国楣任劳任怨，身体力行，多次带领园工外出采种挖苗，通过国际种子交换，增加栽培植物种类。他十分重视植物园的日常管理工作，对植物园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爱惜。每天早晨，他都要到园里巡视一遍，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然后才回办公室工作。他的敬业精神在全园职工中有口皆碑。

在植物园的建设上，冯国楣也尽心尽力。他请来了当时在云南的一些植物学专家帮助规划设计，分别建立了茶花园、大温室、木兰园、裸子植物区、单子叶植物区等专类园。自此，昆明植物园的建设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大树杜鹃被称作“世界杜鹃之王”，冯国楣在研究杜鹃花科植物时，发现资料记载中最大的一株大树杜鹃已被福里斯特采集队砍倒锯成圆盘运回了英国。作为一名中国的植物学家，冯国楣表示：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到大树杜鹃。冯国楣曾三次组织人力、两次亲赴腾冲，深入原始森林，终于在1981年于原腾冲县境内大塘海拔2400米高处的密林中，找到了第一株大树杜鹃。这是中国科技人员在杜鹃花属研究中的重大成果。

冯国楣常对助手们说：“不只是我的眼睛尖，更重要的是，我对植物的微小差别有敏感性，因此别人采不着标本我可以采到。当然，还得能吃苦。看准了一种未采过的有花或有果的植物时，就是钻箐沟、攀悬崖，也要想法把它采下来。有些植物分布很窄，见了不采，过了此山无鸟叫。”80年代初，在广南的一次考察中，同行人员看到一片火红的马缨花，都陶醉在她美丽的芳容中，细心的冯国楣却发觉有几株马缨花花心似乎与以前见过的有些异样，于是认真地采下几份标本，后经鉴定为一种新变种。

作为昆明植物研究所创建者之一，冯国楣教授为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埋头工作、踏实做事、诚实为人、严谨治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成为中国当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一览其人】 

▲图片源自《人民日报》

吴征镒 吴征镒（1916—2013），江苏扬州人，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从事植物研究70余载，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他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提出“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观点，代表作有《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中国植被》。曾任云南省科协主席、名誉主席。 

为植物建立“户口簿”

在扬州古运河旁边，坐落着一座古朴典雅的宅院——吴道台宅第，它是吴征镒院士的故居。后来因“一门三院士”的报道为人们争相参观，现已是到扬州必打卡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1岁时祖父辞世，举家迁往扬州。幼年的吴征镒常在自家花园观察花草树木，常在书房里翻阅书籍，《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两本书为他打开了“植物王国”知识大门，也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生物课，老师拿出标本教大家认识什么是根、茎、蕊，他学会后就在课后自己收集标本。高中时，他成功举办了标本展览。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选择了生物系，并确定植物学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193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心想“科学报国”的吴征镒选择留校任教，随清华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他在云南的足迹便开始了。

踏过大理苍山、宾川鸡足山，到过西双版纳等地，他采集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标本。在昆明的一间茅草房里，他用破木箱和洋油桶搭建成一间标本展台。1938年到1948年的十年间，他系统整理出3万多张植物卡片：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模式标本照片……各种植物的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

以前想了解我国的植物资料，要从国外出版的书中搜寻。为打破这一僵局，我国科学家一直在努力。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套书册问世，吴征镒制作的3万多张卡片是此书编撰的重要参考资料。吴征镒还担任第四任主编，完成了《中国植物志》全套著作约三分之二以上的编辑、研究任务。这套拥有126卷册、5000多万字、9000多幅图的旷世巨著为31142种植物建立了“户口簿”，也让中国植物学界“站”了起来。

除《中国植物志》外， 吴征镒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起源、发生及演化问题。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做学问，一定得沉下去。做大事，不要看眼前的小利。”吴征镒说，搞清楚我国高等植物到底有多少，看上去很简单，但需要静下心来认真钻研，才可能做好。

年近90岁，但吴征镒仍每天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工作一个小时，而且一周工作6天以上。一工作起来，吴征镒就忘记自己是个高龄老人。2008年1月，凭借对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92岁的吴征镒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父亲曾经问我，学植物有什么用？当时我答不出来，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2007年，他应文史学家任继愈之邀，出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即便眼疾严重，仍坚持每天工作3个小时，搭好了大典的基本框架。2012年春节前夕，他因身体不适入院，在病床上对来访学生说：“很遗憾，工作只开了个头，我恐怕做不完了……”

2013年6月20日，中国植物的“活词典”、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当代杰出的科学家吴征镒教授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97岁。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张田睿 实习生 刘姿妤

责编 罗秋旭

校对 郭毅

审核 武熙智

终审 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