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滇池东南岸晋宁区出土了200多枚带汉字的简牍，反映了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9月28日，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21年和2022年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500多枚封泥。这些发现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中期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就开启了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汉代时期滇池水面还没现在宽阔

五百里滇池的东南岸，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有个河泊所遗址，这里东北方700米的地方就是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发现，一直被当作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为厘清石寨山墓地与周边各遗址的相互关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4年开始对滇池东南岸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分片区逐年进行考古普探、重点勘探，发现地下堆积表现为众多的“水域-台地”相间分布，具有初步城市功能的空间架构格局。遗址核心区面积为4平方千米。

在勘探的基础上，先后对西王庙（2016年）、上西河（2017年）、河泊所村东（2018年）、上蒜一小北侧（2021年）等7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早于滇文化、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和汉置益州郡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河泊所遗址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发掘以来，特别是1956年六号墓出土“滇王之印”以来，乃至整个20世纪，云南省青铜时代考古主要围绕墓葬进行，在聚落遗址方面着力不多。1990年，为配合昆玉铁路建设而进行的玉溪刺桐关遗址的考古发掘是首个爆发点。刺桐关遗址的发掘，首先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以同心圆纹红陶盘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错误认识，在该遗址的堆积中发现红陶盘和青铜小件工具乃至汉代陶器共存。

2006年，在昆明西山天子庙遗址首次发现了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尽管遗迹现象不多，但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与在墓葬中出土的同样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区域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79处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并初步认为，河泊所遗址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

2016年至2017年，在西王庙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汉代和早于汉代的滇文化时期乃至时代更早的先滇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存。有意思的是，汉代时期人们生活的地面比现今的滇池水面要低3至4米左右，表明那个时期的滇池周边陆地面积比现今要大得多。反过来说，那个时期的滇池还没有现在的滇池水面宽。西王庙遗址的发掘，标志着在石寨山—河泊所遗址考古中聚落遗址的发现取得重大突破。

曾出土“滇国相印”封泥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村东的地块进行了发掘，揭露出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2座土坑竖穴墓、19座房屋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如此数量众多的瓮棺，在国内也不多见，在滇文化分布区内也属首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葬俗”的认识。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资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在2018年的考古勘探中，考古人员发现在河泊所遗址的南部地区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埂子，含沙量相当大。为了弄清楚该沙埂的形制、构造和功能等诸多问题，2019年7月至10月，对河泊所村西南角的沙埂进行了发掘，之后又在东端，位于金砂村西北角的沙埂另一端选点发掘。发掘表明，两地的沙埂的内部结构、堆积方式是一样的。

2020年9月至12月，对河泊所村和下西河村之间，西王庙以北，南邻金砂路的范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堆积厚度深1.45～5.8米，包含了从西汉中期以前、西汉至东汉以及明清时期的堆积，以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堆积最为丰富。共发现遗迹330个，出土文化遗物320余件。根据现场湿筛、浮选和鉴定，动物骨骼至少包括了牛、猪、羊、鹿及丰富的鱼类和螺蛳，植物遗存至少包括小麦、稻等农作物。

通过上述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初步确认了滇文化的核心区域——河泊所遗址群的大致分布范围，即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以西，滇池以东的区域。其核心分布区约4平方千米。

出土200多枚简牍、500多枚封泥

2021年3月至12月，考古人员对位于晋宁区上蒜镇旁边的一个区域（台地38）进行考古发掘，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阶段的堆积最厚，遗存较为丰富，发现了大型道路和疑似大型建筑的基址和灰烬堆积、房址、水井、墓葬等遗迹441个。发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类编号文物300余件，包括铜器、铁器和各类生活用陶器、玉石器、骨蚌器等。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包括筒瓦、板瓦、瓦当、菱形纹砖等，绳纹瓦的数量可占到80%左右，筒瓦长度可达48厘米。带榫卯结构的方形砖可能为地砖，表明建筑的等级规格较高。

重要的发现有封泥。发掘区北部边缘为一条古河道，河道内出土大量遗物，约占总量的1/3，其中封泥就是典型的代表。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封泥集中出土于灰烬堆中，推测这里是灰烬堆或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出土的一批封泥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两种。根据河道废弃堆积内的出土物，判断其年代应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简牍。2022年的发掘区在2021年发掘区的东、北区域扩展发掘450平方米，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还有上蒜一小学校园内发掘出带汉字的200多枚简牍，绝大部分还在清理中，已经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物证。

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郡，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辖24县。《汉书·地理志》有：“益州郡县二十四：滇池、双柏、同劳、铜濑、连然、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味、昆泽、叶榆、律高、不韦、云南、嶲唐、弄栋、比苏、贲古、毋棳、胜休、建伶、来唯。”

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2021年、2022年两次发掘出土了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益州郡和所辖属县的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达18个。大量简牍的发现，是中国南方继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发现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丰富，与已经发现的封泥相互印证，是汉代中央在云南行使治权的有力证据。从西汉中期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开始，云南开启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获得的重大突破，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

滇“置吏入朝”之后，古滇国既有滇王“复长其民”，又隶属于益州郡管辖，结合以往工作中出土的滇王金印及“滇国相印”封泥，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滇王”治理和郡守长官治理两套体系均有了实物证据，让石寨山大遗址考古也取得了重大的新的突破。

相关新闻：
《重大发现！昆明河泊所遗址发现汉代建筑遗迹，出土大量封泥、简牍》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 杨质高 文 图片为供图

一审 杨茜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郭毅

主编 何晓宇

终审 副总编辑 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