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滇风云|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实践
开屏新闻2024-05-20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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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是西南联大的重要历史使命,研究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历史,是探寻西南联大取得惊世成就、服务国家需要,以及知识分子历史担当和教育启示的关键。长期以来,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办学、人物、制度、院系等方面,对于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关注仍显不足。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渊源、教育长征、教育实践、历史启示等视角对西南联大教育救国进行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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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渊源与时代需要:

教育救国历史溯源

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于1938年4月在昆明合组而成,它们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更继承了这些学校的优良传统。因此,西南联大教育救国思想来源于北大、清华、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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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门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先后出现科学救国、商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救国思潮。其中,教育救国成为19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之一。康梁维新变法集团认为教育是富国图强的关键,于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得以创办,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实际上指的就是教育救国,也标志着教育救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12年以后,随着蔡元培、蒋梦麟主政北京大学,北大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教育救国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蔡元培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清华大学是由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办发展而来,特殊的历史使它为教育救国而创。在梅贻琦任校长后,清华大学得到快速发展,教育救国思想贯穿学校教育。南开大学是由张伯苓创办,他的早年经历使他走向了教育救国之路,南开大学也是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物。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时局影响,在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教育救国的光荣传统也带到了西南联大,由其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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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教授在演讲

在抗战军兴的历史背景下,三校教育救国的传统既得到了有效传承,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点,这是西南联大与时代需要、国家需要、民族需要的深度互动。如何挽救国家危亡,复兴中华民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思考的重要问题。他们认为,可通过教育挽救民族危亡,为民族复兴储备人才,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云南,目的是培养杰出人才,这在西南联大校歌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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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长征:

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和精神洗礼

1937年12月13日,随着南京沦陷,武汉、长沙告急,为了保存中国文化教育命脉,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分三路入滇。其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黄钰生等3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步行,经过湖南、贵州到达云南昆明,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接触了各族群众,看到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湘黔滇旅行团”用实际行动宣传了教育救国,对西南联大学子进行了精神洗礼,发出了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他们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责任,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现状,承担起了为国家为民族的历史责任。黄钰生在关于“湘黔滇旅行团”结束时的总结谈话中说道:“同学们在我们祖国的部分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山区的同胞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同学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发奋有为来振兴我们的国家。”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洗礼下,西南联大师生更加坚定了教育救国之志。

任继愈当时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最终确定了走哲学救国之路。他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才亲眼一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使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归宿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本地找到其中的根源。这样,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作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了使命感。”就这样,任继愈心怀哲学救国的人生信念,用一生去研究中国哲学,贡献良多。参加了这次步行的刘重德说,大家都“因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学成报国”。

“湘黔滇旅行团”是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时代宣言,它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忠贞不屈、不折不挠的抗战意志和教育救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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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业,须人杰”:

教育救国的目的与实践

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中兴业,须人杰”,贴切地概括了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目的和实践。就是要培养民族独立复兴、建设国家的杰出人才,人人都应该努力成为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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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常谱写的西南联大校歌主调 (云南省档案馆供图)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西南联大先后有8000人就读,毕业4000人,他们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翘首,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中坚力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5位两院院士,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行通识教育来培养人才。通过构建独特的课程体系、独特的教育思想、独特的管理制度,使学生在通识教育的培养下,成为国家需要的通才,以服务各行各业。二是推行战时教育。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注重服务国家抗战和民族救亡。开设了军事卫生工程、军事运输、战史资料收集试习等课程。三是教师潜心治学,以学术救国,这也是教育救国的一种表现。如教授王信忠比较重视对日本问题的研究,以服务国家战争需要;钱穆著成《国史大纲》,鼓舞全民族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姚从吾发起和组织了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为抗战提供历史资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还提出了开发西部,巩固国家抗战力量的设想。对于学术救国,郑天挺深有体会:“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郑天挺的所思所想代表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心声,他们默默耕耘,弦歌不辍,以笔为缨,用学术救国、教育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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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省思:

由教育救国到教育强国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南联大旧址。在了解西南联大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后,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八十多年前,西南联大把教育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践行教育救国,为服务国家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大批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优秀人才,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努力下,在无数杰出中国人的付出下,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以教育强国为己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教育力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


作者 王浩禹(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 何丹 陈洁

责任校对 吕世成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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